外围了不少早起看热闹的村民，交头接耳，猜测着发生了什么大事。
祁大春捧着饭盒，吃得满嘴香，引得旁边云台分局的年轻警员直咽口水。
袁杰没什么胃口，吃了两口就放下了，祁大春顺势接过去，劝道：
“阿杰，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。”
袁杰摇摇头，目光仍落在不远处仍在忙碌的法医和技术队同事身上。
两具尸体的初步现场勘察已近尾声。
袁杰起身准备帮忙将尸体抬运下山。
两具尸体都很年轻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脚上都有冻疮。
这也是法医初步判断，他们能在雪地中行走的部分生理基础——毕竟红绣鞋只是单布鞋，长时间在雪地里行走，生冻疮几乎不可避免。
祁大春边吃边问陈彬：“阿彬，你说那女死者生前会不会被侵犯过？可别又像当年金山路灭门案那样，因为技术原因漏检了。”
陈彬咽下饺子，答道：“谭法医已经按现行标准做了初步检测，确认没有遭受性侵犯的迹象。现在的检验手段比七十年代完善很多。”
祁大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我记得你教过我，女性受害者遭遇性侵的概率通常很高。那如果这次没有……会不会凶手本身就是女性？所以才……”他提出了一个基于犯罪心理的推测。
陈彬合上饭盒，赞许地看了祁大春一眼，他能明显感觉到大春的进步：
“有这个可能性。赶紧吃，吃完我们得配合云台大队的同志，对白马村进行深入走访。”
闻言，祁大春狼吞虎咽两三口干掉饭盒里剩余的六七个饺子，收拾了一下就跟着陈彬的屁股后面下山。
白马村及周边几个村庄的村民，经过逐一核对，均无人认识这两名死者，近期也没有符合特征的年轻男女失踪。
村民们提供的线索五花八门，但经过核实，大多是与案件无关的家长里短，或是基于猜测的夸大其词。
这个年代乡村的熟人社会特性在此刻显现出矛盾的一面：
若真是本村人或极其相熟的近邻作案，村民可能因宗亲关系或惧怕报复而选择集体沉默；
但一旦确认与己无关，看热闹和提供“线索”的积极性又会异常高涨，只可惜这些信息往往真假难辨，筛选价值极低。
案件的侦查范围，被迫从几个村庄迅速扩大至整个南元市和莲城市区。
这意味着需要调动两个地级市的大量警力，排查近期的失踪人口报案，工作量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然而，九十年代初，通讯主要靠固定电话，普及率不高；
人员流动性虽已增加，但报警意识远未普及。
许多人失踪后，家属往往先向村委会、单位报告，再由这些组织转报公安机关，环节一多，信息延误、遗漏甚至丢失的风险极大。
加之临近年关，不少在外务工人员未归家，家人也常误以为是在外忙碌或车票难买，并不会立即意识到失踪报警。
如此一来，就只能发布通告。
一来二去，时间更是会被耽误，众所周知命案的黄金侦破时间是72小时，过了这个时间就更难侦破。
所以，走访动作要快，三中队的三叉戟很默契的都没提放假的事情，快步走向白马村。
刚踏入白马村村口，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。
循声望去，只见靠近山脚最近的一户农家院门外，一个皮肤黝黑、胡子拉碴、穿着旧棉袄的庄稼汉，正情绪激动地拦在门口，对着一名年轻警员大声嚷嚷。
那警员脸涨得通红，手里拿着记录本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“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！昨天过小年！村里放电影！《红高粱》！我们一家老小都去看电影了！山上出了啥事，我们咋个晓得嘛！”
“这位老乡，你不能这么说啊。我们走访了其他村民，有人反映，电影放到一半，你家孩子突然发高烧，是你抱着孩子提前回家的！这个时间段，你很可能就在家，应该能听到或者看到山那边的一些动静！”
“你都知道我娃儿发烧了！娃儿病得哼哼唧唧的，我跟他娘心急火燎地照顾都来不及！你们还揪着个病娃娃问个没完？！他才五岁！被你们这么吓唬、这么盘问，要是问出个好歹来，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啊？！你们这些公安同志讲不讲道理？！”
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年轻警员被这连珠炮似的质问和道德绑架噎得一时语塞，场面顿时僵住。
就在这时，陈彬快步走了过去。祁大春和袁杰默契地一左一右跟上，既给了支持，也形成了无形的压力。
“怎么回事？”
陈彬看向年轻警员，用眼神示意他稍安勿躁。
陈彬的名号现在在整个南元警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年轻警察像是看到了救星，赶紧低声汇报：
“陈彬同志，这位是村民王小刚。我们按计划排查昨晚在家的村民，询问是否听到异常动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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